中超冠军俱乐部“突然死亡”调查

来源:未知日期:2021-05-04 08:15 浏览:

  距离江苏足球俱乐部(以下简称“江苏队”)宣布停运过去了一个月,直到3月29日中午,杨笑天还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,期待俱乐部被新的投资方接盘,起死回生。

  此时距离转会窗口关闭不到半个月,大部分球员已经找到新东家,杨笑天不甘心转会,和原江苏队助教曹睿、球员周云等六七个人,找了块场地,坚持体能训练。一个半小时,跑步、抢圈、踢球,大家分别时约定,如果这天联赛名单还没公布,明天训练继续。

  下午3点多,杨笑天回到家,冲完澡拿起手机,新闻便弹了出来——一再延期公布的三级联赛准入名单出炉,江苏队未在其中。这意味着,上届中超冠军江苏队确定无缘今年中超联赛,有27年历史的江苏队,在苏宁集团接手不足6年后,被按下暂停键。有那么几秒钟,杨笑天脑海一片空白,随后意识到,自己线日,位于江苏南京的苏宁足球俱乐部处于停摆状态,训练基地足球场空空荡荡看不到人。图/视觉中国

  LOL世界赛盘口

  中超冠军队停摆,让外界重新审视近些年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运营困境。2018年以来,职业俱乐部开始出现“退出潮”,有媒体统计,4年里,31家俱乐部退出了职业足坛。今年的三级联赛准入名单中,除了江苏队,泰州远大、内蒙古中优、北京人和、江苏盐城和深圳壆岗等5家俱乐部也无缘联赛,老牌球队天津津门虎俱乐部(原天津泰达)一度命悬一线,在最后关头留住了中超火种。

  在俱乐部停运解散背后,没有一方是赢家。“投资人是输家,球员没有拿到钱,球迷也很失望,整个职业联赛也受到了伤害。”原淄博蹴鞠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兼主教练侯志强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去年5月底,杨笑天在热身赛受伤,落选新赛季一线日晚,苏州奥体中心上演中超决赛,江苏苏宁易购队以2比1战胜广州恒大淘宝队,夺得球队历史上第一个中超冠军。当球员们高举火神杯迎接历史时刻时,杨笑天正在上海康复,隔着屏幕,他和康复医生一起庆祝,又忍不住心生遗憾,“我不在场上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情,希望新赛季能重新上场”。

  春节过后,球队原计划在2月18日集合,进行新赛季前的冬训。但是直到当天,球员和教练组都没有收到归队通知。曹睿是球队的助理教练,当时,他和球员们调侃,今年可以多休息几天。等了几天还没动静,大家察觉不对劲,有人在微信群里问领队,对方让他们“等俱乐部通知”。但曹睿记得,从那之后,俱乐部再也没有通知大家训练。

  一盘散沙状态下,曹睿带着六七名球员去苏宁徐庄训练基地自主训练,其他在南京的球员听闻消息也相继加入,“最多的时候,有大概30人一起训练,包括预备队的球员”。

  《体坛周报》报道,2月28日上午,球员们突然收到俱乐部通知,“28日自由训练取消,而且从现在起,徐庄足球基地严禁任何人出入”。当天下午1点45分,俱乐部便发布停运公告称:“由于各种无法控制的要素叠加,江苏足球俱乐部无法有效保障继续征战中超、亚冠赛场。即日起,江苏足球俱乐部停止所属各球队的运营。”

  这个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球队的大部分人无法相信,“我们觉得苏宁不敢这么做,一个中超冠军队几个月后解散,造成的舆论压力太大了”。

  其实,苏宁无力负担足球俱乐部的消息,从去年联赛时已初露端倪。受疫情影响,去年的中超联赛取消主客场制,在大连、苏州举行赛会制比赛。一位俱乐部工作人员透露,去年,球员欠薪已成常态。中国足协规定,俱乐部累计拖欠球员工资或奖金超过三个月,该球员便可成为自由身转会。江苏足球俱乐部始终保持拖欠球员两个月工资的状态,到第三个月时发一个月工资,外援的肖像权使用费也欠了半年以上。

  去年9月1日,有报道,因苏宁俱乐部欠薪,头号外援特谢拉带头罢训。次日凌晨,俱乐部发布公告澄清,传闻系谣言。但前述工作人员当时也在现场,他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确认,特谢拉罢训是事实。当时俱乐部欠薪许久,特谢拉当天没去训练场,主教练奥拉罗尤理解球员们的情绪,表示“尊重球员的意见”。在场球员简单地做了牵拉练习、跑了步,很快返回酒店。据报道,当天俱乐部迅速作出反应,补发薪水,平息了事态。

  但是俱乐部缩减开支,已经渗透到许多角落。一些关键比赛前,职业俱乐部通常会设立奖金,鼓励球队踢出好成绩。上述工作人员介绍,从半决赛开始,球队向俱乐部申请增加奖金,没有得到回应。时任主帅奥拉罗尤曾提道,“我从未见过球员在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奖金的情况下,打入了半决赛和决赛。”

  自从2018年奥拉罗尤来到江苏队,球队三年没有球员转会进来,只有自由身加盟和从广州恒大租借的球员,俱乐部多次向主教练承诺签下新球员,但从未兑现。“我认为,这不是一个团队想要获胜的方式,而是完全相反。”奥拉罗尤曾对媒体表示。

  多位球队工作人员都指出,俱乐部有此变化,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苏宁控股集团党委书记、苏宁易购副总裁王哲。从2019年起,王哲担任俱乐部董事长,但大家发现,王哲并不懂足球,曾公开表达“青训必须赚钱,大量投入青训不划算,不如买人”的言论。上述工作人员提道,“王哲非常独断专行,不留余地”,“外行管内行”的情况也十分常见。他记得,有一次球队赢了比赛拿到俱乐部奖金,王哲却认为,除了球员,包括教练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奖金都应该被砍掉。主教练多次找他争取,最终还是被王哲否决。去年,俱乐部甚至辞去了十多年来为球员洗衣服的两位洗衣工,两人一年的工资合计约三四十万元。后来,球员们的衣服都是由队务、司机来清洗。

  不满情绪在球员中弥漫,据了解,去年球员曾集体联名给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写信,表达对王哲管理的不满,但未收到任何回应。

  遭遇金主冷遇的江苏队,却在上赛季中超联赛力克广州恒大,捧起中超冠军奖杯。外界普遍认为,主帅奥拉罗尤灵活的战术调整,是带领队伍走向胜利的关键。通常教练组的任务只是训练球员踢好比赛,但去年下半年,他花了更多时间与精力疏导球员,告诉他们:“我们在这踢球,不仅仅是为了自己,更是要为了我们的家人,为了我们的这些球迷去踢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都给忘记掉。”

  夺冠后,张近东在苏宁内部发布嘉奖令,对俱乐部全体成员给予通报嘉奖。此外,奥拉罗尤表示,“没有庆祝活动,没有节日,什么都没有。”俱乐部的表现,让球员和教练组很失望。

  一位接近江苏队管理层的工作人员回忆,春节前夕,俱乐部高层提出,2021年俱乐部准备低成本运营,此前身价昂贵的外援合同到期后不会续约。此时江苏队夺冠班底已开始瓦解——特谢拉、米兰达、瓦卡索和桑蒂尼等几位外援散尽,四名本土球员没有续约,功勋教练奥拉罗尤也因苏宁财务问题,与球队解约,甚至主动放弃拖欠的工资和奖金。

  3月21日,江苏队最后时刻谋求转让失败的消息传出。此时,江苏队已濒临解散,队长吴曦官宣加盟申花,李昂转会上海海港。今年年初已是自由身的顾超,重返浙江队。3月22日,吉翔在微博发文告别江苏队。次日,曹睿公开确认吉翔将转会山东泰山队。3月24日,有媒体爆料,周云选择直接退役。

  吉翔和周云都是江苏人,从小在江苏省梯队一路踢到中超,截至俱乐部停运前,职业生涯只效力于江苏队,被球迷称作“自家的孩子”。曹睿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提到,吉翔回绝了好几支中超球队的邀约,他和周云都不愿意走,到最后真没希望了才离开。吉翔跟山东队签完合同那天晚上,红着眼给曹睿打视频电话,从签完合同到家,他难过地哭了一路。

  吉翔离队那天,一直自我安慰的杨笑天也无法回避球队要解散的事实,“我一直喊吉翔‘少林寺’,我当时对他说,‘少林寺’都要走了,那完了,这下线日,三级联赛准入名单公布,江苏队出局,一切尘埃落定。3月30日中午,周云在微博上正式宣布退役,在30岁的黄金年龄告别绿茵球场。他写道:“江苏不能没有江苏队,但江苏最终没有了江苏队。”

  4月5日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来到江苏足球俱乐部徐庄训练基地,大门紧闭,有人专门守在门口,提醒过路行人不许拍照。俱乐部临着苏宁大道,周围分布着苏宁易购总部、苏宁大学、苏宁公寓,甚至地铁站都叫“苏宁总部站”。

  江苏队停摆,是苏宁集团财务困境的缩影。去年12月4日,苏宁控股集团股东张近东、张康阳及南京润贤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将公司全部股权出质给淘宝(中国)软件有限公司,引发外界对苏宁财务状况的猜测。据媒体报道,当时,苏宁面对的是半年内约200亿元债券到期的短期流动性危机。

  危机远不止于此。2020年三季度报数据显示,当时苏宁易购的总负债规模已达1361.40亿元,其中,流动性负债合计1099.67亿元。为缓解流动性债务,今年2月25日,走投无路的张近东及苏宁电器集团转卖苏宁易购股份,预计转让比例20%~25%。三天后,深圳国资控股的深圳国际和鲲鹏资本出资近150亿元,接下苏宁易购23%股权。

  家电行业分析师刘步尘曾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苏宁易购面临今日主业亏损、债台高筑的局面,最重要的原因是前几年步子迈得太大,投资收购太多公司,“想一口气吃成胖子,建立苏宁商业帝国”。但苏宁根本就驾驭不了,且投资收购的这些企业也没能给苏宁带来利润。

  足球俱乐部也是“苏宁帝国”的一部分。江苏足球俱乐部,是地产板块苏宁置业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。2015年12月初,张近东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高调宣布,苏宁要进军创业、体育和娱乐领域。12月21日,苏宁电器集团以5.23亿元的价格,全资收购原江苏国信舜天足球俱乐部,并公开表示,未来更大投入不是问题,将打造百年俱乐部。当时,张近东更是喊出“三年内问鼎中超冠军,五年内雄踞亚洲之巅”的球队目标。

  张近东很快用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豪言。2016年2月,苏宁接手俱乐部不足两个月,以5000万欧元(约合3.7亿元人民币)的天价引进巴西球员特谢拉,刷新中超转会费纪录,又斥资2800万欧元(约合人民币2亿元)挖来巴西国脚拉米雷斯。

  苏宁无疑成为当年冬季国际转会市场最风光的俱乐部。根据德国网站《转会市场》的数据,当年,中超16支球队总共投入超过3亿欧元,江苏苏宁“贡献”最大,转会费超过1亿欧元(超过7亿元人民币),其次是华夏幸福(7200万欧元)和广州恒大(5300万欧元)。除了身价超高的外援,顾超、杨家威、谢鹏飞等几名内援同样价格不菲,顾超的转会费甚至达到700万欧元(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)。

  此外,苏宁花了8个月时间,为江苏队建设了设备齐全、具有国际标准的徐庄训练基地,在2017年投入使用。基地有两块11人制天然草坪足球场和一块7人制人工足球场地,采用了国际赛场上专用的百慕大草,安装6台鹰眼高清球机、2台扇角4K高清相机。一位原江苏队的工作人员透露,据不完全统计,5年多来,苏宁在俱乐部投入至少超过50亿元。

  在苏宁接管球队初期,刘钰很开心,她和许多江苏球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世界级球员集聚江苏队,俱乐部一度差点买下皇马球员贝尔,让大家“见了世面”。但是不足两年,苏宁开始“后劲不足”。单从引援来看,苏宁冬窗转费支出在2017年降到了1292万欧元,在中超各俱乐部中排名第八位,2019年更低至234万欧元,彼时广州恒大的投入依然高达8143万欧元。

  早期“金元足球”高额的投入,为江苏队停运埋下伏笔。有报道称,去年下半年,苏宁就曾跟江苏省足协表示无力负担俱乐部,无锡、苏州、南京的一些企业与苏宁接触,但都因苏宁开价过高而没有下文。2月24日,《足球报》报道称,对于出售江苏队,苏宁可能会官方宣布“0转让”,买家需要负责5亿人民币的债务,主要是上赛季的欠薪。

  一面是俱乐部超高的支出,另一面是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普遍缺乏自身造血能力,使得投资方更容易放弃投资意愿。在中超“限薪令”之前,有媒体统计,一个中超俱乐部每年至少投入5亿元才能保级,中游俱乐部的年投入也要七八亿元,进入争冠集团的球队年投入则高至10亿元到20亿元。而业内普遍认为,一些企业投资俱乐部,更看重的是迎合地方领导人的喜好,或是谋取一些地方产业、土地政策,以平衡投入。

  2月19日,苏宁春节后开工的第一天,张近东在拜年讲话中提到,“针对不在零售主赛道的,就要主动做减法、收缩战线,该关的关,该砍的砍。要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确定的、看得到价值的事情上”。10天后,缺乏造血能力的足球俱乐部,成了苏宁砍下的第一刀。

  就江苏队停运前后的考量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分别联系江苏省体育局、江苏省足协和苏宁集团,江苏省体育局以目前暂无进展为由回绝了采访,苏宁集团截至发稿尚未给出回应。

  一位翻译为江苏队效力了20年,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“在江苏队历史上碰到一些企业,例如迈特是一家很小的民营企业,最后无力支撑时,大家想的是怎么把球队延续下去。特别是去年疫情以来,企业碰到困难养不活球队,我们都可以理解。如果他们(苏宁)跟大家好好沟通,怎么把球队保留住,交给社会,我想所有人都会很感谢。毕竟他们也投入那么多钱,拿过中超冠军,给俱乐部作过很大的贡献。”

  不过,多位球队工作人员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在俱乐部宣布停止运营前后,张近东和王哲等领导从没出面和俱乐部的队员、员工进行沟通,“对大家没有任何交代”。

  2020年11月12日,2020赛季中超联赛落幕,江苏苏宁易购队击败卫冕冠军广州恒大淘宝队,夺得队史首个中超冠军。图/新华

  俱乐部停运时,承诺的2020年比赛奖金仍未发放。俱乐部跟老潘和其他工作人员谈解约经济补偿时,提出按苏宁接管俱乐部的年限,即5年来赔偿。但是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旭东表示,“江苏队这个单位是一直不变的,变化的只是股东和队名,苏宁的说法是想把员工的部分工作年限给抹去”。

  3月10日,老潘和原江苏队共9名工作人员,包括队医、翻译和队务等,正式委托徐旭东向南京市玄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,对俱乐部拖欠的2020年全年奖金以及相关经济补偿等提起仲裁,总金额超过300万元。

  徐旭东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在仲裁阶段,苏宁方面至少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处理问题。截至发稿,俱乐部已经与5名工作人员签订了和解协议,给予离职经济补偿、补发工资补偿和2021年全年的社会保险费补偿,只是尚未到支付款项期限。不过和解协议并不涉及上年度比赛奖金,而且这几位员工普遍工作年限较短,奖金不多。至于剩余工作十多年甚至二十余年的几位老员工,双方尚未达成共识。

  近些年,因资方无力投资俱乐部,球员陷入讨薪难、维权难的困境屡见不鲜。4月17日,2021赛季中超联赛开赛在即,重庆两江竞技队却未按照中国足协要求于当天进驻广州赛区。《足球报》报道,队员们表示,希望进赛区前拿到去年全部欠薪,解决历史遗留问题,才能安心比赛。

  今年年初,社交媒体上一度出现球员“讨薪潮”。2月份起,原中甲球队内蒙古中优多名球员在微博上控诉,俱乐部拖欠8个月薪水,俱乐部高层挪用公款、携公章跑路。在今年的三级联赛准入名单中,内蒙古中优俱乐部无缘新赛季中甲。

  年初,去年底刚冲甲成功的淄博蹴鞠队,十多名球员也在微博上公开讨薪。原球队队长张丰羽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俱乐部拖欠球员2018~2019年的薪资,总数超过1000万元。此外,俱乐部领导和体育局领导承诺的冲乙、冲甲奖金,也没有兑现,甚至他在2018年比赛骨折后手术住院的费用至今尚未报销。原球队主教练侯志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最艰难的时候,球员从2019年11月到2020年8月,长达9个月没有收入。因为长期欠薪,2020年,球队租借的有中超经验的球员全部流失。有些球员无奈退役,甚至还有个别球员只能在外面开网约车和打工维持生活,还房贷。

  4月下旬,侯志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淄博蹴鞠队欠薪问题有了新进展。淄博市体育局召集各方开会,淄博蹴鞠足球俱乐部新投资方四川华坤集团表示,将用淄博市政府给球队的扶持款,偿还拖欠球队的薪资。《足球报》曾报道,2021赛季淄博市相关部门承诺给俱乐部提供2000万元扶持款。“拖欠了两三年的欠款虽然迟到了很久,但对球员来说,也算可以拿回应得的收入。”侯志强表示。

  去年退出的16家俱乐部中,11家是因为没有按时发放工资奖金所以无法达到准入标准,没有被足协通过进入职业联赛的请求。其中,老牌球队辽宁足球俱乐部解散,前辽足球员、教练向中国足协提交仲裁申请,足协以辽足俱乐部被取消注册资格不在受理范围为由,拒绝受理仲裁申请。

  一位国内参与多年俱乐部管理工作的人士认为,目前不管是中国足协,还是职业联盟,更多维护的是俱乐部的利益,真正为球员发声的很少。球员没有工会,大联盟里也没有球员和教练的发言权,当出现欠薪时,球员很难维权。

  按照规定,一般的竞技体育纠纷多在体育组织的系统内部解决。国内职业足球球员、教练员与职业足球俱乐部之间因履行工作合同发生的纠纷,由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裁决。但在徐旭东看来,这其中存在明显漏洞。现行的足协仲裁,作为单项运动的纠纷解决机构,缺乏上位法授权,权威明显不够,且裁判结果并无强制力保障。足协仲裁结果,尤其是占其受理争议一半的讨薪仲裁,很多时候执行都面临巨大困难,那些非民事诉讼执行手段的警告、罚款、甚至取消注册资格的行业处罚,对于决意退出足球运动的俱乐部来说,毫无威慑力。徐旭东坦言,“可以这么说,缺乏执行力的足协仲裁裁决,连法律白条都算不上,只能算是白纸一张。”

  “与工作人员不同,江苏足球俱乐部的球员特别是外籍球员天价欠薪,如果足协仲裁无所作为,且目前南京市的劳动仲裁和法院犹犹豫豫不表态是否受理,欠薪维权是否会陷入死胡同尚无法预测。”徐旭东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指出,《体育法》和《劳动法》对于调解球员欠薪纠纷,至今在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尚未厘清争议受理范围,目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。

  随着俱乐部停运,江苏青训梯队也随之解散。卢程是原江苏队梯队管理部主任,2013年他来到原国信舜天俱乐部,参与青训梯队工作。卢程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,在苏宁时代,江苏队组建了6个梯队,从U15到U20,每个梯队25人左右,共150名球员。

  目前,梯队全部解散,所有学生去俱乐部开具自由身证明,寻找新的出路。截至发稿,江苏梯队的一些主力球员已确定效力的球队。2001年龄段的马辅渔加盟沧州雄狮,齐雨熙选择黑龙江FC,郑雪健、谢志伟、邹利、黄子豪等多位梯队球员集体加入南京城市。

  “他们是江苏足球的后备力量,这一断档,我个人觉得,5~10年江苏足球可能都缓不过来。”卢程说。和卢程的采访约在南京奥体中心,以前梯队每天下午在奥体中心的两块球场训练。4月3日下午,两块球场大门紧锁,还有一块“苏宁青训”的牌子放置在球场角落。

  在距离南京奥体中心不远的南京雨花中学操场上,每天下午三四点,八九名南京籍U15、16梯队的球员,跟雨花中学校园足球的球员一起训练两个小时。他们统一穿着原苏宁梯队深蓝色的球衣,外面套着荧光蓝的背心,在人群中能一眼辨别。有五六位家长等在操场外面,透过栏杆看着他们。

  王博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每天训练的两个小时是他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。他是原苏宁U16梯队的球员,司职后卫。2月20日原计划开学,前一天教练在家长微信群临时通知,假期延长,等俱乐部通知。直到4月初,他再也没有回到学校上课。以前上课时,他6点半起床,现在睡到8点半。上午上1对1网课,下午到雨花中学训练两个小时,晚上在家玩游戏,整个节奏远不如在学校。班里的一些外地孩子早早开了自由身证明,去上海、浙江、深圳等地试训。过去一个月,王博哪儿也没去,在家等待江苏队的最后消息。

  3月22日,家长接到通知,U15、U16将组成江苏省队,备战全运会,省里让孩子们在次日到江宁足球训练基地报到。一些回了老家或者去外地试训的孩子都赶了回来,王博记得,那次陆陆续续来了40多个队员,在基地试训了3天。但是,没过多久,省里通知组建江苏省队的计划停止。

 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。王博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他和其他两个队员将去浙江一家俱乐部梯队试训。他看上去压力不大,即使试训失败,上海一家俱乐部早已给他抛了橄榄枝,他还有继续踢球的选择。但是并非所有孩子都如此幸运。卢程介绍,青训队伍的培养与一线个人中,实际成材率不高,最终能踢职业足球的人非常少,一个年龄段可能只出四五个好苗子,这是职业足球的规律,更多的孩子会因为资质平庸遭到淘汰。

  一定程度上,原有的青训体系能为他们的未来提供一条出路——即使踢不了职业足球,在高中毕业时能考高校特长生上大学。如今这条路也被掐断了。

  一位U15的家长张喆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江苏队停运后,孩子曾主动提出去其他队伍试训,被他一口回绝。张喆依然记得,3年前,经过3轮选拔,孩子从几十个球员中脱颖而出被选到U15梯队,“那时有多骄傲,现在就有多后悔”。孩子喜欢足球,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的影响,“现在俱乐部停运,对孩子打击也很大”。

  梯队解散后,上学是摆在孩子面前更现实的问题。国信舜天俱乐部时期,江苏省国信集团、意大利帕尔玛足球俱乐部、江苏省体育局和南京外国语学校合作,形成独特的青训模式——南外负责提供教育,帕尔马足校提供外教,俱乐部是运营方,体育局做好政策指导,此模式延续至今。

  原来梯队的孩子都在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分校读书,这是一所私立学校,每学期学费是1.5万元,不包括食宿。如今没有俱乐部的支持,张喆和几位家长明确表示没有能力担负学费。在紧缺的教育资源下,家长又难以把孩子的学籍转到公立学校。今年U15的孩子都在读初三,两个月后就是中考。张喆现在每天在家给孩子补课,对孩子未来充满迷茫。

  “你要问这些孩子现在想不想踢球,肯定个个都想踢。但是我们作为家长,不可能再让他冒险。我们孩子已经浪费了三年的上学时间,不能再浪费了。”张喆说。在他们看来,现在国内俱乐部发展青训,一点保障都没有,俱乐部一旦停运,只能由孩子和家长承担全部后果。

  卢程接触过许多家长,他们愿意把孩子送到职业俱乐部,普遍都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,需要很大勇气——父母投入很多精力和财力,追随孩子到各地比赛,同时也要认真呵护和培养孩子成为职业球员、为家乡球队踢球的梦想。

  在卢程看来,江苏队停运,对足球未来发展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,“苏宁作为冠军球队都这样,其他俱乐部会不会都这么效仿?想玩就玩,不玩拉倒。以后还有谁敢把自己的孩子往足球方面培养”?

  3月23日,原定这天公布的三级联赛准入名单再度延期,有江苏球迷在南京新街口附近的一个户外大屏幕,投放“江苏不能没有江苏队”的口号。随后,扬州、常州、苏州、无锡、徐州、泰州等城市接力,相继在一些市中心屏幕上打出同样的标语,表达球迷心声。

  江苏队确定退出联赛后,刘钰联系了不少球迷,众筹在《扬子晚报》和《体坛周报》买下版面,致敬退役的“江苏孩子”周云。深蓝色的版面正中心,周云亲吻着中超冠军奖杯,下面附上“一人一城一队”的标语。在《体坛周报》上,刘钰和朋友还制作了另一张海报,密密麻麻写满了1994年江苏队职业化以来,历任主教练、球员以及重要的工作人员的名字。

  刘钰曾认线年来,球队从无到有,状态起起伏伏,最终成功冲超、夺得足协杯冠军,又捧起中超冠军奖杯,为江苏足球夺得一颗星。作为球迷,她见证了本土球队的低谷与荣耀,希望以这样的方式,感谢每一个人为江苏队作出的贡献,带给球迷的记忆。

  江苏队停摆,揭开了国内职业足球更深层次的困境——代表一个地方精神和文化的球队命运,却被一家企业左右。这并非个例。2020年,因注资公司宏运集团已经无意再投入,拥有67年历史的老牌球队辽宁足球队,在中国足坛消失,辽足球迷失去精神寄托。今年入围中超命悬一线的天津津门虎,一直被天津人看作是“天津足球的首席形象代言人”,一位天津球迷曾在《体坛周报》写道,“对于泰达,天津球迷真笑过、真哭过,他是属于一座城市永恒的温暖记忆,属于几代球迷难以忘却的记忆。”

  一支球队对地方及其本土球迷意味着什么?“足球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,可以增加整个城市的凝聚力,从而推动城市发展”,侯志强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职业球队能够有效提升城市的活力和知名度,同样会培养大量的球迷,形成球迷文化,也能促进经济发展。

  侯志强曾经效力过山东鲁能等多家球队,从球员、青训教练、中超助理教练到技术部主任,积累了球队运营管理经验。2017年底他决定“创业”,到淄博蹴鞠队担任主教练和总经理。三年多的时间,他在打造足球与城市粘性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。

  疫情暴发前,每年国内联赛结束后,侯志强便和同事去欧洲一些国家看球赛,学习各地成熟的球队运营方式。在淄博蹴鞠队,侯志强和同事也尝试在球场开餐饮店,效果意外地好,直到比赛开始,买热狗的队伍还在排队。为了吸引更多人,他们举办许多球迷活动,比如主场进一个球,抽一名球迷领取签名球衣或者周边产品。球员进球后,在球场播放十几秒的音乐,带动大家的情绪。“第一年比赛时场地只有二三百人,到2020年我们的上座率在中乙球队中遥遥领先第二名,场均近7000人,最多的时候是16100人”。

  去年,因投资人的财务问题,淄博蹴鞠队交由淄博体育局托管,比赛全程零奖金,在侯志强的带领下,球队冲甲成功。比赛结束那天,侯志强畅想,球迷憋了一年多,今年如果中甲开放主场比赛,场均上座率肯定超过2万人。但是幻想最终破灭。今年2月底,四川华昆与原投资方达成协议,成为俱乐部新投资方,对球队进行托管。在此之前,侯志强突然被免去总经理及主教练职务。3月22日,14名有合同在身的球员也被俱乐部“抛弃”,相关工作人员在电话里跟队员说,“今年中甲联赛不给你报名了,你自己找队伍吧”。随后,新投资方组建新球队,在四川训练。

  侯志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此前他们在淄博积累3年的球迷基础和文化,向球迷传递的荣辱与共球队精神,也将会因此消失。新投资商帮助俱乐部活了下来,却丢失了更多无形的资产,对球迷、球员和城市,可能都是一种伤害。

  为了防止江苏队、辽宁队的悲剧重演,最近一年,中国足协积极推进足球俱乐部股权结构多元化改革。但是《体坛周报》副总编辑马德兴认为,只是股权结构改革,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他认为,国内把俱乐部跟俱乐部公司两个概念混为一谈,导致了现在很尴尬的一个境地。中国的职业俱乐部是直接建立在“企业或公司”基础之上,而欧美的职业俱乐部首先是建立在“社区”基础之上,再建立公司去参加职业联赛。两种完全不同的过程、性质,决定了中外俱乐部截然不同的命运。在他看来,更合理的方式是,地方的俱乐部应该是向民政部门注册的社团性质机构,下面可以再成立公司,把商务开发承包给这家公司。如果哪天经营不善,破产的是公司,俱乐部的主体永远都在。

  而对江苏队来说,苏宁俱乐部宣布“不玩了”,整个江苏足球都被打回原点。4月12日,冬季转会窗口的最后一天,杨笑天压哨完成注册,正式加盟广州城。他自称很少把悲伤和痛苦挂在脸上,但离开南京去广州前,他没控制住,在机场哭了出来。这天晚上,他发了一条朋友圈:“8年时间……200多场比赛,我毫无保留为这支球队拼尽了全部。我不是一位生于此的江苏人,但是我同样渴望被你们称作一句‘江苏孩子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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